称呼问题

称呼问题(杂文)

孙柏昌

称呼与被称呼,这是每个人都要遭遇的问题。

倘说话,就离不开称呼与被称呼。

如空气,如水,时时刻刻,须臾难离。

称呼,与身份相对应、匹配。人的一生,称呼也会因地位的升迁、变化而变化。

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,被人称呼为“孙同志”(现在,“同志”已经成为一类人的专有称呼了)。那时,刚刚大学毕业在机井队里接受劳动锻炼,住在乡村公社大院里。大院里的人,彼此称“同志”。当然,有职务的人,可以称呼为“书记”、“社长”、“主任”什么的。无职务的则一律“同志”。“同志”是尊称,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,意味着你是国家干部,吃商品粮。公社院里许多农村抽调的协理员。一般都是直呼其名,不称同志。

第一次被称呼为“同志”的时刻,觉得很新鲜,很陌生。久了,觉得同志还不错,可以拿工资,还可以理直气壮地在公社食堂里吃饭。在我的记忆里,我的“同志”称呼始终飘荡着“坛子肉”的芬芳。公社食堂的大师傅,会做一手很好吃的坛子牛肉。他把牛肉切好、放到一个陶做的坛子里,再放汤水、佐料,封严。然后在坛子周围堆上锯沫,燃点起来。从头一天的黄昏到第二天中午,大概要炖十六、七个小时的样子,便可以享用了。当封闭的坛子口被打开的刹那,整个公社大院都会充溢着那种独特的芳香。

“同志”的称呼一直延续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,随着我登上乡村中学的讲台,便被“老师”的称呼取代了。这个称呼好象与我有点缘分,差不多一直伴随着我走到今天。甚至在网络这样的虚拟的世界里,博客朋友也延续着这样一个“称呼”,我很感动。

其实,当我刚刚从一个社会人变成一个企业人的时候,也曾经有过短暂的称呼变化:“师傅”。刚刚有人叫我“师傅”的时候,我经常漠然无觉,不认为人家在称呼自己,而是另外一个什么人,装聋作哑,发一小会儿愣怔。直到确认是喊自己的时候,才恍然进入对话状态,很尴尬。别人一叫我“师傅”,我就会想到“道道服”、王进喜,直到西游记里的唐僧,却极少会联想到自己与师傅有什么瓜葛。后来,好象在满大街都是“总”的时候,也有人称呼过我“总”,极少。听到“总”这样的称呼,我会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,想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许多人的“浮肿”什么的。当下,“总”者满目,倘称呼里少了个“总”,就不会说话了。天下皆“总”,何人不“总”?林林总总也。

我记得,曾经有一个作家写了篇讽刺小说《称呼问题》。

称呼与姓氏是有许多学问的。

早年曾经读过《赫鲁晓夫主义》。一本厚厚的书,我只记得了一丁点儿。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——土豆烧牛肉;赫鲁晓夫的丑态——在联合国会议上脱下皮鞋敲桌子;赫鲁晓夫为了夺权,倡导领导人按姓氏笔画为序。他的名字便理所当然地排在了马林科夫的前面。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的代名词。眼下,修正主义好象没有人再说了,听说赫鲁晓夫也正在恢复改革派的本来面目什么的。云云。我也看过戈尔巴乔夫的《新思维》。少谈点主义,多解决点问题。胡适先生好象说过类似的话。主义既是一种客观存在,当然是要发展的了,这是规律。俄罗斯取代了前苏联,是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与修正。

我当过中学老师,那是我的第一个职业。当有人称呼我“老师”的时候,我自己会回忆起自己曾经的青葱岁月……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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